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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泉州人的形成
2011-05-03 14:52:55                          来源: 《闽南》杂志

    晋江流域是福建南部(含闽南、闽西南)最早开发的区域。六朝以来,陆续有不少北方汉人迁入,因而在晋时就在区域内设置了晋江县,为区域内有县级建置之始;晋安县在南朝陈时归属南安郡,唐久视元年(700年)于南安县东北界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泉州。[1] 武荣州是在闽南的晋江流域、九龙江流域和木兰溪流域独立设州郡级建置之始,而晋江流域为其核心之区。随着漳州、汀州次第设立,福建形成福、建、泉、漳、汀五州格局,是时泉州户口达到50754户,居福建五州之首[2],说明泉州已经相当繁荣富庶,晋江流域的开发后来居上,超过了闽江中下游的开发水平。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率江淮武装移民入闽,占据泉州并以之为根据地,经营七年之久,才攻下福州,进而领有全闽五州之地。[3]由于一部分王潮将士及家属落籍泉州,更由于王氏统治时期采取睦邻和招徕流亡、奖励文儒、重农通商政策,泉州的经济社会更加快速发展。北宋初,户数增至96581户,至宋神宗时,更增至20万户有余,俨然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漫漫乎超过了中原内地的许多州郡。

    户口殷盛,既是泉州开发程度高的标志,又是泉州得以迅速开发的动力。那么,泉州殷盛的户口又是从何而来?换言之,其时泉州户口的结构怎样呢?

    一、汉人、蕃客、土著越人:隋唐五代泉州的三种主要居民

    如前所述,六朝至隋唐,有大量的北方汉人入居泉州。这类北方移民,一般是陆续不断的零星迁入,但也不排除因某一因缘而有较多汉人集中迁入。如萧梁末年侯景之乱造成的流民,就是成批量较大规模地涌入,而在唐代贞元年间因在泉州设万安监牧,又有一批马户集中迁入。据载,贞元间朝臣柳冕出任福州刺史,兼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4]五牧的具体地点今已不可详考,唯知同安马巷(今厦门翔安区)和金门各有一牧,其他三牧也在泉州界内。这件事对泉州的社会历史产生不小的影响,民间流传牧马王陈渊的故事即因此而起,附带着也就有了诸姓家族随陈渊来泉州安家的传说,仅金门一隅,据说从陈渊入居者就有十四姓之多。[5]虽然,这些传说有许多附会不实之处,如说陈渊是固始马户,前来为闽王王审知牧马,颠倒了历史人物的时代;关于陈渊的籍贯也完全是无根臆说,“其说谬甚”。[6]但柳冕在泉州设群牧五,并置万安监牧,需有数量巨大的马、驴、骡、牛、羊及牧马人等前来,其中一部分固然可以就地取材,而闽南人本不善畜牧,所以从北方或江淮抽调一些有畜牧经验的马户前来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其时有善牧如陈渊者及随之而来的诸姓马户入居泉州,大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除了北方汉人的源源迁入之外,还有很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域外的移民,成为泉州住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泉州拥有优良的港口,海上交通素称发达,吸引域外人士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和经商贸易有关。

    关于泉州对外海上交通的情况,除了古代文献关于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7]、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8]等泛泛记载,皆适用于泉州外,具体记述今泉州地区海上交通的史料也不在少数。如南朝梁、陈时著名梵僧印度人拘那陀罗(华名真谛)曾在泉州译经,后由梁安郡乘船前往东南亚。或曰梁安郡即南安郡之误写,即便此说尚待讨论,最少真谛也是由泉州乘海船前往梁安郡的。[9]此外如隋唐之际南安豪族王国庆横行海上[10],也说明当时泉州已有优良的港口、较大的海船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真谛以其译经的成就名垂青史,因而后世得知其与泉州的一段因缘。至于一般的商人、宗教徒、政府使者等,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络绎前来泉州贸易、传教、公干[11],却不能显名于时,垂之后世。他们的姓名事迹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透过某些蛛丝马迹,我们仍能约略窥知这类域外移民在泉州活动的历史信息。

    例如,泉州东郊灵山有两座伊斯兰墓葬,人称“三贤”、“四贤”墓。明人何乔远据“回回家言”,记载“三贤”、“四贤”是伊斯兰教徒,于唐初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卒葬此山。[12]虽然这样的回回家言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但多少折射了伊斯兰教徒很早进入泉州的史影。

    又如,唐文宗时下了一道诏书,令有关节度使、观察使对“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接以恩仁”,减轻苛税,“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13],这里提到的福建蕃客,来自阿拉伯、波斯,主要是就泉州而言。这道诏书确确实实地证明,自唐中叶以后,前来泉州经商贸易的蕃客日益繁多,对他们的课税在地方财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些诗人的诗歌,也可资分析。如唐大历时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有云: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14]

    诗意是说,当时泉州有很多番客前来贸易和居住,因而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殊风异俗,不少番客是来做珠宝生意的,因而泉州刺史得以经常带着珠玉向朝廷进贡。而唐末诗人薛能的《送福建李大夫》诗有云:

    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15]

    诗句的意思是泉州很温暖,故秋天到来时北雁南飞至此过冬;泉州又有很多外国商船前来贸易,故地方富庶,比起那些离京城虽近却很贫穷的地方来说,泉州可以因温暖富庶而自豪。这些诗篇形象反映了当时有大量阿拉伯、波斯等海外商人往来和定居泉州的史实,可以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

    五代时,由于泉州社会的稳定繁荣,其作为对外贸易大港的地位继续上升,前来经商贸易甚至落籍泉州的域外商人更多。

    《八闽通志》卷79“丘墓•泉州府•南安县”载:

    刘安仁墓 在刘店。安仁,南汉主龑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

    《十国春秋》卷58《南汉一•烈宗世家》载:

    烈宗姓刘,名隐。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之马铺,死遂葬焉。

    两相对照,可知刘安仁就是南汉国主的先祖。其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死后葬于泉州南安县都是事实,但自称上蔡人却属于伪托。据日本著名史家藤田丰八、桑原骘藏和中国著名史家陈寅恪等考定,南汉国主先世为大食商人,而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教徒。[16]

    五代闽国时来泉州经商的海外商人纷至沓来,与主政者的政策相关。当时,长期担任泉州刺史的王延彬多方招徕外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17]其政策为后来历政州官继承,至宋代泉州遂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民数倚于商”,且“航海皆异国之商”[18],时人歌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19]生动地反映了泉州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华夷融洽相处的情形。由于番客众多,宋代在泉州特为设立“番坊”作为番客集中居住之区[20],又设“番学”[21]来满足番客及其子弟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之需。

    番客在泉州住久了,华化或汉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其典型的代表是宋元之际的蒲氏家族。蒲寿庚在宋末凭其雄厚财力取得泉州的军政大权,垄断了市舶之利,后来迎降元朝,取得了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其族兄蒲寿晟却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在文化上卓有成就。从蒲寿晟的著述来看,他已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也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日常行事亦与华人无别,基本可作华人看待。这也反映出,来自海外居留泉州的蕃客,至迟在宋元之际就已深染华风,华化程度颇高,他们早已是泉州多元居民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上说的是泉州的两种外来居民,现在再来看看泉州土著居民的状况。泉州的土著居民是越人,其中虽有不同的部落,不同的名称,但都属于百越系统,是秦汉以前百越民族的余裔。《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风俗”引《开元录》云:“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本夷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十道志》云:嗜欲、衣服别是一方。”这《开元录》和《十道志》说的“闽州”,是隋初的建置,把整个福建都包括在内,所以说“今建州亦其地”,当然后来的泉州亦其地。对此,我们在唐宋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记载予以佐证。前文曾提到的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一面夸耀泉州五方辐辏、聚居着来自各地各国的人士即所谓“市井十洲人”,一面又指出到泉州,要翻山越岭跋涉在漫长的百越地区,即所谓“云山百越路”。可见在唐人眼中,泉州及其附近一大片区域都是越地。

    至于这一越地的“夷种”,《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条载:“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22]这是泉州夷种之一,实即水上人家“疍民”。又《资治通鉴》卷259载唐末王潮所部从泉州攻福州时,“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胡三省注曰:“平湖洞在泉州莆田县界外。”这“平湖洞及滨海蛮夷”也是泉州夷种之一。

    泉州的夷种有不少是疍民,史籍中还保存着若干隐约的信息。例如隋代泉州土豪王国庆,隋初与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会并起反隋,据《北史》卷13《杨素传》载:

    先是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强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奄至,国庆遑遽弃州走。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自余支党悉降,江南大定。[23]

    史文没有明确说到王国庆的族属,但当时闽中豪强如陈宝应父子之流,多为蛮陬渠帅,“卉服支蘖”、“扇动蛮陬,椎髻箕坐”。[24]王国庆亦应是此类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是蛮陬渠帅。他本身横行海上,势穷想投依的居水亡命的南海“游艇子”,是夷种中的疍民。从物以类聚的通例来看,则其自身也属疍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泉州历史人物中属于夷种的还有很多。例如唐代的欧阳詹,祖居南安,迁居晋江,贞元八年与韩愈、李观等同榜进士及第。欧阳詹早卒,韩愈作有《欧阳生哀词》,称“欧阳詹世居闽越,自詹以上皆为闽越官”,又称“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詹,闽越人也。”[25]这里一再使用的“闽越”不是一般的地理概念,而是族属概念,隐含着欧阳詹是闽越夷种的意思。此前,福建观察使李锜始建庠序,请独孤及作《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有云:“缦胡之缨,化作青衿”[26],意思说经过李锜兴学教化,原来奇装异服属于夷种的福建人,现在穿起青布长衫成为读书人了。欧阳詹就是这样一个闽越夷种,经过李锜、常衮等莅闽官吏的栽培、激劝,化作青衿,进而观光上国,折桂蟾宫,成为名动四方的一代才子。

    二、方言和特殊风俗:泉州新文化的形成

    “越人”、“夷种”是泉州土著,到唐代为止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但北方汉人源源而来,域外僧侣、商人及其他人员也不断到访泉州,有的就此定居下来,因而形成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局面。三种居民各有自己的文化,他们错居杂处,频繁接触、交流,渐渐酝酿着一种包含三种住民文化因子而又有别于三种住民原有文化的新文化。在唐代,这种新文化的面貌已初露端倪,其突出的表现,一是区域文化性格上的包容和对外开拓,这点容后细述;二是闽南方言的初步形成,其特点是保留了闽音的基本特征,又掺入了不少南朝通语的成分。为了说明问题,先回顾一下唐宋文献关于闽方言的记载。

    现在所知涉及闽方言特点的最早史料,当推唐中叶诗人顾况的“囝一章”: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诗前注云:“囝,哀闽也。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27]今福州话、闽南话均称儿子为“囝”,称父亲为“郎罢”(近似音)。那么,顾况这则材料是指福州呢,还是指闽南?考虑到顾况本人并没有到过福建,但有友人曾任漳州刺史,并有“酬漳州张九使君”一诗谈到漳州的风土人情[28],因此他关于“囝”,关于漳州的情况大概都是听来的,而且很可能是听熟悉漳州情况的友人讲的,因此,他留下的闽音材料应以反映闽南方言的可能性为大。

    对于闽南方言的此类特点,《宋史》也保存了一条珍贵的材料:宋太宗时,刘昌言以文才得到太宗重用,“或短其闽语难晓,太宗曰:‘惟朕能晓之。’”[29]刘昌言,五代宋初南安人,他讲的“闽语”,当然是那时的闽南方言。这种方言中原人很难听懂,说明其中的闽越土语成分很多,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与中原官话不同。

    闽南方言含有大量闽越土语的特点,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刘攽《贡父诗话》略云:

    闽以高为歌,荆楚以南为难,荆为斤。

    又沈括《梦溪笔谈•杂志》略云:

    闽人谓大蝇为胡螓,亦螓之属。

    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略云:

    四方之音有讹,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

    上述语音材料只是泛指“闽人”,没有具体指明是福州人还是闽南人,但所列举的“高”读如“歌”,“劳”读如“罗”,称“大蝇”为“胡螓”等语言现象,都与现在闽南话的读音或词汇相合,与福州话则或合或不合,推测所述“闽”应主要指闽南,“闽人”主要指闽南人。

    但这时闽南方言也不完全是闽越土音,它已融入很多中原音韵的因素。史载,王审邽任泉州刺史时,重视儒术,礼贤下士,“中原乱,公卿多来依闽”,王审邽派儿子作招贤院礼之,一时聚集了很多中原名士;及至王延彬作泉州刺史,“宅中声伎皆北人”[30]。中原士人的“正音”一定会影响到大批读书人的语音,而统治阶级的祟尚北人音乐歌舞,一定会影响到民间的文艺活动,进而会影响到地方语言的变化。总的来说,由于各式各样北人的活动,对于闽南方言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使闽南方言、特别是社会上层使用的语言融进中原语言的因素。对此,五代时泉州静、筠二禅师著的《祖堂集》提供了具体的例证。据方言学家研究,《祖堂集》的文字既有当时的官话,也杂有大量本地口语。其中有些句型和用词,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如:

    师云:“谁人缚汝?”对曰:“无人缚。”师云:“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31]

    师曰:“吃饭也未?”对曰:“吃饭了也。”[32]

    师云:“看汝不是这个脚手。”[33](按:脚手即角色)。

    师云:“忽遇道伴相借问,作摩生向伊道?”[34]

    《祖堂集》使用的是当时的泉州官话。其中“缚”是捆绑的意思,来自汉语文言;“吃饭了”是吃过饭的意思,是一种倒装的句式;“脚手”是角色的意思;“相借问”是动问的意思,不知是汉语融进闽越语,还是闽越语融进汉语,但都是闽南方言中至今沿用的说法。

    据语言学家研究,《祖堂集》中使用的人称代词如“我”、“汝”、“伊”,是《世说新语》中用得最普遍的三个单数人称代词,当今泉州话仍是这样。《世说新语》是体现六朝雅言和南朝通语的代表作,反映五代时泉州使用的官话掺入了南朝通语的语言材料,也反映《世说新语》中的口语代词系统在当今泉州话中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35]

    《世说新语》中的语言材料,还有不少在当今泉州话中找得到。例如,《世说新语》中以“饭”表示干饭,以“糜”表示稀饭,以“箸”表示“筷子”,以“暝”表示“晚上”,泉州话今仍沿用。而泉州人称“胖”为“肥”,称“难”为“恶”(音)、“站”为“倚”(俗写作“企”)、“在”为“著”,这些用法在《世说新语》中也可找到。连一些通常被认为只流行于六朝的称谓语,如“奴”、“阿奴”、“阿子”等,也还活在今天泉州人的口语中。

    《世说新语》中一些特殊词语,过去注家往往不得其解,借助泉州话则可准确加以解释。例一: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世说新语•容止》)[36]

    其中的“捻鼻”,注家有释作“捏鼻,不屑之态”的[37],有释作“堵住或捏住鼻子”的[38],都把“捻”理解为“用手指头夹住或堵住”。读来总觉得比较牵强,不切原意。按《集韵》入声贴韵:“捻,诺叶切。以指搓转。”实例如《齐民要术•种李》:“作白李法,用夏李,色黄便摘取,于盐中挼之,盐入汁出,然后合盐晒令萎,手捻之,令扁。”“捻”字用的就是“搓转”义。由“搓转”引申出“摸弄”、“摆弄”。所谓“捻鼻”就是用手指头摸弄或摆弄鼻子。以此理解《世说新语》原文,乃是通过“恭坐”、“摸弄鼻子”、“顾睐”三个动作,刻画谢安悠然自得、超凡脱俗的神态,惟妙惟肖,非常贴切。今泉州话中的“捻”,用的正是此义。如“捻两仙涂人仔”,是说“捏两尊小泥人”;“伊若闲闲就爱捻鼻”,是说“他若没事,就喜欢摆弄鼻子。”

    例二: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世说新语•排调》)

    对于文中“此过”的“过”,徐震堮先生笺曰:“‘过’《御览》九八九作‘通’,是。通,阐述也。屡见。‘此通’犹言‘此论’。”[39]这是认为“过”是讹字,本应为“通”。其实,《世说新语》中的“过”字无误,通观其书,“过”除用作动词表示经过外,还用作量词,相当于“次”或“回”。如“任诞”篇:“(桓太真)尝一过大输物。”“纰漏”篇:“(谢虎子)时道此,非复一过。”在晋唐的其他古籍中也有此类用法。如《搜神记》卷二十:“龟中流,左顾者数过。”“数过”犹如“数回”。《敦煌变文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向须臾千过死,于时唱道却回生。”“千过死”意谓“死了千百回”。以此理解《世说新语》中“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那一句话,相当于“郝参军这一回很不错,话也说得很有意趣。”意义通畅,“过”并非“通”字的讹写。

    在泉州话中,“过”至今仍是口语中常用的量词。如“一过半过”(偶尔一二次),“三过五过”(三番五次),“即过”(这一回)等等,与《世说新语》中作量词的“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40]

    把刘昌言的闽语,宋人笔记中的闽语材料与《祖堂集》中五代泉州官话的语言材料联系起来看,我们说闽南方言在五代时已经基本定型,应无大谬。它具有闽越土音的基本特征,又吸收了包括六朝雅言、南朝通语在内的中古中原音韵的大量养分。这一成果,是六朝以来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

    在形成闽南方言的同时,五代时泉州也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特殊风俗。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商风气及与之相关联的浮俗。关于当时泉州的重商风气,我们从大量番商的到来、财富的迅速积累就可窥知端倪。王氏主政时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受到百姓拥戴,称王延彬为“招宝侍郎”,已透露出当时泉州社会上下对商贸和财富的重视。及至清源军时期,最高统治者留从效、陈洪进继承了闽国王氏的开放和重商政策,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因而使官府和民间都积累了巨额财富。陈洪进统治时期,每岁向宋朝入贡,曾一次“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二千斤、龙脑香五斤”[41],其时清源军节度使掌握的财富之巨可想而知。这些财富都从民间征敛而得,“以每岁修贡朝廷,多厚敛于民,民赀百万以上者,令为试协律、奉礼郎,蠲其丁役。”[42]百姓能够有百万以上资财,非洋商巨贾莫属。这类洋商巨贾要支撑陈洪进天文数字般的“修贡”,人数应不少。而他们通过出赀可以蠲免丁役,获得协律郎、奉礼郎等荣誉头衔,身份地位必然得到提高,成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也在无形中改变传统的重儒轻商的观念,培养人民的重商精神。其实,泉州人的重商,虽以宋代为最著,滥觞却始于唐五代。

    由于重商,有钱人多了,习俗也就变得奢华了。奢华之俗,首先兴起于统治阶级。最出名的是王延彬,其“性豪华,巾栉冠履比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43]上行下效,渐渐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

    由于重商,私有观念增强,传统的宗法制度也受到猛烈的冲击。史载:陈洪进子“文显于诸弟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唯清抗疏曰:‘文显等并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门荣盛,当世罕俦。先人之坟土未干,私室之风规大坏,弟兄列讼,骨肉为仇,官奉私藏,同居异爨,屡经赦宥,而久积人言……”[44]这里说的家族分裂、弟兄列讼、官奉私藏、同居异爨等情况,实际上并不是陈氏一家独有,而是在重商风气弥漫,不少家族富裕起来的背景下普遍滋长的现象。所以李唯清说他弹劾陈文显旨在“以警浮俗”,皇帝诏书责备陈文显“颇伤名教”。在重商的社会里,私有意识增强,大家族分为小家庭,名教的藩篱被突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五代宋初泉州地区这种现象已成为“浮俗”,比起其他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地区,其独特的区域人文性格是很突出的。

    土著越人、南来汉人和域外蕃客,共同生活在泉州这块土地上,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融合,彼此通婚,长子长孙,都认同泉州为自己的家园,且已形成特有的方言和特有的习俗,这样,一个富有特色的人群——泉州人——就形成了。根据前面的论述,泉州人形成的时代应定在五代时期。

    (作者:谢重光)

    注释:

    [1]《元和郡县志》卷29,《江南道五•福建观察使•泉州》,第720页。

    [2]据《元和郡县志》卷29,《江南道五•福建观察使》,是时福州有31067户,建州有20800户,分别约为泉州户数的五分之三和五分之二;漳州有1690户,汀州有2618户,俱不能望泉州之项背。

    [3]王潮于唐光启二年(886年)占领泉州,遣弟王审知等于景福二年(893年)攻拔福州,见《资治通鉴》卷256光启二年八月条,卷259景福二年五月条。

    [4]《旧唐书》卷149《柳冕传》。

    [5]道光《金门志》载,从陈渊入居金门者十二姓:蔡、许、翁、李、张、黄、王、吕、刘、洪、林、萧;加上明代解智《孚济庙志》所云卫将军、钱舍人,共十四姓。

    [6]明末金门乡绅卢若腾语,见《留庵诗文集•重建孚济庙碑记》。按:福建民间喜欢把历史人物附会为光州固始人,说详下文。

    [7]《越绝书》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3册104页。

    [8]《后汉书》卷33《郑弘传》。

    [9]据《续高僧传》卷1《拘那陀罗传》,真谛到过晋安郡是实,但他欲往楞伽修国的出发地是梁安郡,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09~110页。关于梁安郡的地望,有主张在今泉州南安的,有推断是广东惠州的,有认为无可考的,众说纷纭。不少福建学者断言梁安郡应就是南安郡,笔者以为其说根据尚不充分,仍可商榷。

    [10]《北史》卷41《杨素传》。

    [11]明人何乔远《闽书•方域志》据传说记载,唐武德间(618~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派他的四大门徒到中国朝贡,后留中国传教,其第三、第四门徒即所谓三贤、四贤遂至泉州传教,死葬泉州灵山,俗称圣墓。此说因无别的史料佐证,难以使人相信。但以唐代泉州“船到城添外国人”的海交盛况,判断伊斯兰教于唐代传入泉州是可能的。

    [12]何乔远:《闽书》卷之七《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一•灵山》,厦门大学校点本第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65~166页。

    [13]《唐大诏令集》卷10,《太和三年疾愈德音》,商务印书馆1959年。

    [14]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全唐诗》卷208,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本,1986年。

    [15]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诗》卷559。

    [16]参见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载所著《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何健民译本,第137~150页;桑原隲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0~327页。

    [17]《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

    [18]分见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464、462页。

    [19]谢履:《泉南歌》,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第3735页。

    [20]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宋代泉州“胡商航海踵至,其富者资累巨万,列居城南”。

    [2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2记载:“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8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番学。”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22]按:漳泉一带俗称水上人家为白水郎。日本国宫内厅所藏宋本《太平寰宇记》“白水郎”作“泉郎”,盖“白”、“水”二字竖排致误,见中华书局影印本,1999年,第129页。

    [23]《北史》卷41《杨敷传》。

    [24]《陈书》卷35《陈宝应传》。

    [25]《全唐文》卷568。

    [26]《全唐文》卷390。

    [27]《全唐诗》卷264。

    [28]《全唐诗》卷264。

    [29]《宋史》卷267《刘昌言传》,第9207页。

    [30]《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及《王延彬传》引《五国故事》,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3页~1364页。

    [31]南唐静、筠禅师编、张华点校:《祖堂集》卷2《第三十祖僧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32]《祖堂集》卷4《丹霞和尚》,第153页。

    [33]《祖堂集》卷10《长庆和尚》,第368页。

    [34]《祖堂集》卷11《保福和尚》,第379页。

    [35]王建设:《从口语代词系统的比较看〈世说新语〉与闽南话的一致性》,载《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6]此处标点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

    [37]《辞源》修订本第1279页。

    [38]许绍早主编:《世说新语译注》,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10页。

    [3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31页。

    [40]参见王建设、张甘荔:《泉州方言与文化》(上),鹭江出版社,1994年,第3~6页。本书用其观点而略加改写。

    [41]《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45。

    [42]《十国春秋》卷93《陈洪进传》。

    [43]《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第1364页。

    [44]《宋史》卷483《史家六•陈洪进附子文显》,第13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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