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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弘一法师书风由来
——纪念弘一法师诞辰130周年
2011-05-03 14:49:23                          来源: 《闽南》杂志

    引 言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近代著名高僧,擅书法。其书风风格凝练、简淡,极具个性,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马一浮、叶圣陶等人对弘一书法评价极高。纵观弘一的书法发展过程,其前后的书风差异很大,晚年书风甚至呈现出与早期书风相对立的美学意蕴。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在此之后,弘一书风正式确立,并且数十年一以贯之,而此书风之种种优点已多有名家阐述,本文试从弘一法师书风的转变由来加以说明。

    笔者认为,弘一法师书法风格的转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自身经历和修养密切相关的,既有外在的偶然性,又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因为这点,使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书法艺术的领域里有很高的地位。

    一、书风的特点

    “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无态而具众美。”

    弘一法师的书风总特点可谓为:达于雄劲,转为平淡,形愈简而意愈繁,超忧喜,无得失,忘名利,无法而万法生,落笔不设计,无矫饰,真我立于字外,含蓄自然中见性情,是谓无态。篆意、隶味、楷情、草韵、碑的骨骼、帖的肌肤筋脉,吸收诸家的长处,脱尽原形,丰富了血液神气,超迈刚柔、张敛、肥瘦,千姿百态的山河,支撑一个民族几千年不断更新的人情、品德、书卷气等等特征,投影于字的背后。写出天宇间众生皆有而唯独此人表达出来的感受,大我小我十分和谐,互不淹没,即是众美。老子说:“能婴儿乎?”字也一样。这不光是临池挥毫可以达到的水准,功夫远在于字外多方面的修养。

    有人曾评述弘一法师书风的特点为:晚年偏长(如图一),中年偏方(如图二),早年偏扁(如图三)。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特点在他的书牍中有鲜明的反映。如果人们也像赏析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一样,把他出家前后,40至55岁之前和此后一直到他圆寂这三个阶段的书牍作一番比较的话,就能清晰地看出这个现象来。正由于弘一法师进修梵行的精深,他的书牍愈至晚年愈是笔笔不苟,字字清正,给人以一种不食人间烟火之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天籁境界。

    二、书风的形成

    (一)特殊的书学道路

    清代书学堪称碑学的时代,许多书家钟情于六朝碑版,出现了许多碑派书法大家。这样的时代氛围深深地影响了弘一,弘一青壮年时期的字便是典型的碑派风格。

    从有关记载可知,弘一13岁即开始学篆书,17岁从唐敬严学篆隶刻石,“不足20岁,即已深入,非凡人所能及。”弘一青年时的书法今甚少见,但总体而言,弘一出家前的书风是大致统一的,其可用奇崛、外放、雄浑、自由来概括,这也是他当时内心追求的表现。

    弘一出家初期,仍用北碑笔法书写,重神趣,不求工整,他曾用这样的书体抄写佛经,受到印光法师的批评。印光法师在回信中指出:“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且,其体必须依正式体。”印光是弘一景仰的法师,而弘一本即自律很严,因而印光的批评极大地震撼了弘一,不久之后,弘一抄经的字便有了大的变化;原先的随意变成了严格,原先的潦草变成了工整。关于这一变化,弘一自以为是“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印光亦对此表示满意。

    一般以为,印光对弘一书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印光的指点,也便没有弘一后来的佳妙书法。但是我们觉得印光对弘一书法的影响,毕竟只是偶然的外因,弘一书风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弘一对佛法的虔诚,只有具备了后者,弘一才能景仰印光,印光的批评也才能对弘一起作用;并且,只要具备了对佛法的虔诚,即使没有印光的批评,也会有其他机缘助其改变书风。

    弘一书法经此次变化,字形比以前收敛,用笔开始讲究,但此时并未有质的变化,因为不管是被放弃的“六朝”气息,还是取而代之的“晋唐”气息,都有着意的痕迹,毕竟不是书家全然自性的流露。因此,弘一此时期的书作有时仍有忸怩作态之感,行笔时,有捻、抖等动作,以致线条软弱多尖,多肉少骨。这样的书作可以看作弘一的探索之作。当然,弘一的探索与一般书家的探索是有区别的,一般书家的探索多是在笔墨之间提炼自己的个性语言,争取书与人的沟通、一致;而弘一的探索旨在追求书法与佛法的一致,即通过人对书法、佛法的深入研究,由人来沟通书法与佛法两者,达到书法、人、佛法三者的统一。弘一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寻找自己的笔墨语言,在此时的书法中,我们亦可见其字之结构变简、章法较为疏朗等书法语言逐渐开始形成。

    弘一此时各体书及不同用途的书写之间尚有差别,书写佛菩萨圣号或抄写佛经时恭敬严正,平时书写如写信时就随意,两者间有明显的差异。如果是一个普通书家,只要他有一些优秀的、成功的作品,那么,不管他其余的作品是好是差,都无关紧要,并不妨碍其为一个书家。但弘一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写书法的艺僧,而是以书法传道结缘、以灵魂生活为生命核心,力求书、人、佛一体的高僧大德,因此,早期的书法不足以代表其最高水平。

    (二)书风的确立到形成

    天然与功夫,自古至今是中国书法审美标准中相对应的两极,也就是说,最高的书法既有很好的功夫,又很自然。处于探索时期的弘一便是在天然与功夫两极之间徘徊。一方面,信札等自由体的书写过于随意、自然,另一方面,抄经体的书写过于刻板。

    20世纪30年代初,大约在弘一五十一二岁时,弘一多年的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具有独特个性的书风终于确立。其字形由扁方变至偏长,线条纯厚劲健,字之精神饱满,早年学碑的基本功在此时发出了奇异光彩。接着不久,大约在1931年的下半年或1932年初,弘一书风再次变化,字形更为狭长,线条由纯厚丰满而至轻灵简练,各字笔画间的空白大大增多,章法亦较为疏朗。至此,弘一书风由奇崛变平淡,由外放变内敛,由雄浑变空灵的发展历程基本完成。假如说,弘一出家初期书风的变化是被动的,那么,此时书风的变化则是积极主动的。具体地讲,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弘一对佛法理解的加深。随着对佛学研究的深入,对佛法的虔诚及身体力行,此时的弘一确已基本做到了内外如一。比如1930年10月,天台静权法师宣讲《地藏经》和《弥陀要解》,弘一连续听了两个月,当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即弘一)恒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因他(弘一)确实感动极了。当时自己就写了一张座右铭:‘内不见有我,则我无能。外不见有人,则人无过。’”

    其次是短期内的大量书写练习。书法与人的修养有关,与具体的用笔技法亦有关。弘一一生写了很多字,但集中时间在短时期内进行大量书写的次数则不多,出家前断食的三周曾临了大量碑帖,算是一次;而庚午年(1930年)也可算是一次,该年十月弘一写成《华严集联三百》,这样的书写量是比较大的;壬申年(1932年)是又一次,连续16天写成《佛说阿弥陀经》五尺整张16页,又写对联百副。

    还有就是身体的原因,经过10余年的苦行僧生涯,初度50岁的弘一的身体已比较虚弱,特别是辛未年春“患疟甚剧”。刘质平称乃师此次生病为三次大病之第一次。此次病后,弘一身体越发衰弱,而字亦与人同样地瘦长了。

    从此,弘一写字,无论平常书写,还是抄写佛经,都基本上做到一以贯之。当然,弘一的一生,是不断前进、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又不断继续前进的一生。因此,经历了此次书风较大变化后,弘一书法也并非绝对固定下来,而是与人同步前行的。可以说,直到弘一临终前的绝笔“悲欣交集”(详细内容见后文)写成,弘一书法的发展演变历程才彻底结束,其所显示的高度的自然——结体之随意和线条之质朴,以及高度的功夫——对自由体结构之把握和线条之凝练,表明了弘一书法的融书、人、佛三位一体的理想最终实现。在此意义上,弘一书法所展示的,绝非仅仅是某一作品或某一书风的静态的书法美,而是一个向至真至善至美不断追求、不断接近的动态书法美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样的书法美与道德之美、人格之美融为一体,是全面的、真正的、高尚的书法美。只有在此时,我们才可以说弘一书风真正地、彻底地形成了。

    三、书风的演变

    (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弘一法师的书法,表面上看似平常,不激不厉,形式也不复杂,但是却具有丰富的内涵,这是大家公认的。这种堪称中国艺术最高境界的书法,为什么能化繁为简呢?书法是最为直接的心灵艺术,书法之线条即书者心迹之流露。弘一法师书法的丰富内涵,源起自丰富的内心世界。因此,欲了解弘一法师书风由来及其书法内蕴,须先了解弘一法师其人的心路历程。

    1880年,弘一法师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官宦之家,时其父68岁,母19岁,4年后父亲去世,遂在母亲教育下长大。虽然弘一法师家本巨富,有权势,但因其母为偏房,弘一法师是庶出,因而在极注重道统人伦的封建社会,弘一法师的内心有摆不脱的阴影,由此决定了他不像一般豪富之家的纨绔子弟,而是勤奋学习,兴趣广泛。应当说,弘一法师的性格与爱好的形成,既有其自身因素,更有受家庭环境影响的主要因素在。

    家庭环境对弘一的影响主要在于世俗人情和宗教习惯两个方面。

    1.世俗人情

    世俗人情方面的影响,是弘一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主要影响。人情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世态炎凉由此出。通常的情形是,出身贫寒的人对此感受较早、较深刻,而富家子弟多无此知觉。然而,身在富家的弘一对此是有感受的,虽然难以见到其早期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但从其一些与常人不同的行为中可知其心理之发展。胡宅梵《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云:“至十余岁,尝见乃史待人接物,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之。情更喜畜猫,而不平之心,时亦更趋偏激,往往敬猫如敬人,见人或反不致敬。”此类与颇有思想的成年人相似的行为,表明了弘一思想的早熟。究其原因,则在于弘一出于庶支,与“贫贱者”有同感,因而对之有同情心,敬之;对“富贵者”轻之。

    2.宗教习惯

    家庭的宗教氛围也对弘一早年产生了一定影响。19世纪末的中国,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生活在此时代的孩童,经常可以看到佛教的一些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人去世后举行的某些宗教仪式上。弘一父李筱楼即信佛,其临终前请高僧多人至家诵《金刚经》,弘一曾“掀帏窥探”;弘一乳母刘氏从人学诵《大悲咒》、《往生咒》等,弘一常在旁听,且也能诵之;孩童游戏时,弘一等常效法僧人“焰口”施食之举动。虽然孩童时代的弘一对佛法难以有太多的了解,与一般孩童对佛教仪式等作游戏观相同。但是,这至少为后来很有思想性的弘一提供了一种思考的素材。弘一中年出家,也并非感情冲动的一时之举,而是经过慎重考虑才作出的决定,究其源头,则在孩童时代了。因此,弘一出家后谈及出家经过时,就提到孩童时代的宗教游戏。

    (二)与众不同个性的渲染

    一般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是在青少年时期。从弘一青少年时代的一些行为看来,弘一似已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其表现为自卑与自尊两个相对应的方面。

    一方面,我们觉得弘一早年的性格可能是比较脆弱的。比如他敬贫轻富、敬猫轻人的做法,虽然从道德品质的角度看是优点,但其实隐藏了内心的不自信,担心自己会像贫者、猫畜那样被人轻视;再比如,弘一青年时即已用了不少化名,试图以此掩藏自己,不以真面目示人,这似乎也表明了他的内心的自卑。

    另一方面,青年时的弘一又是颇为自尊的。弘一的父亲去世早,弘一主要在母亲教育下成长。弘一母亲原是李家的佣人,出身贫苦,对弘一要求很严,在母亲的良好教育下,弘一年轻时勤奋学习,兴趣广泛,且每学一样,都力求最好,名列前茅。在此基础上,弘一对各种新潮的艺术,如话剧、油画、西方音乐等,都有涉及,并具有相当高的见解。因此,好学上进的弘一,其内心又是自尊的。

    弘一性格的这一特点在形成后直至出家前,也有充分的反映。因为性格的脆弱,听到批评的意见,往往难以正确对待,而付以情绪化的行为。如其在日本时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公演后,有人评其所扮茶花女的“扮相”不佳,遂不惜此前之巨额投资而停演;有朋友无意间指其非,遂不再与此人往来。又因自尊,对自己要求严格,具有从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这一职业的良好素质,因而在杭州浙一师任教的7年间,克尽其职,将本来不被重视的音乐和美术这两门课程,变成了最被学生喜欢、重视的课程,充分显示了一个优秀教师的影响力。

    四、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的转变对书风的影响

    (一)特殊的社会经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京津一带,有传言弘一为康梁同党者,弘一遂携眷奉母,避居上海。弘一离津去沪,固难排除外在原因,但也不能不说与弘一内心本来就有离开天津大家庭的想法有关,只是此前尚无适当借口罢了。刘质平曾说:“师在年青时,就厌做官家富翁的公子,离开天津,奉母南下,居住上海,过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此事其实只讲对了前面一半,而后一句则似有含混。因为到上海后,弘一母子与天津的经济往来并未断绝,仍然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这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大有不同的,所同者乃在与百姓拥有同样的自由,而在天津的大家庭里,弘一母子难得这样的自由。

    正因自由了,青年的弘一在上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并与一些坤伶名妓有往来,而弘一的超人才智也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在此期间,他写诗填词多首,出版《李庐印谱》,编《国学唱歌集》。出于对弘一的偏爱,有些人认为弘一此时因政府无能、国家受辱、报国无门,才以诗酒声色自娱。个人觉得此说似不够全面,应当还有其他原因。试想,弘一若在天津,能有这样的风流倜傥、纵情自在吗?可以认为,弘一20余岁在上海期间的行为,是此前在天津饱受了精神压抑之后的自然释放,甚或带有发泄的性质。

    在日本留学期间,弘一依然自由自在,画油画,演话剧,学音乐,弹钢琴,随意而行,并与一位日籍女模特儿结为夫妻关系。但他的行为也有些矛盾的地方。比如,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再如,有日本记者采访他,当问及双亲是否都在、是否结婚等时,弘一所答皆非事实。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还应在从前的精神压抑那里找原因。

    又因为弘一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长大,缺少父亲的男性的影响,养成了弘一依恋女性的习惯,喜欢与女性往来,在日本演话剧时亦多扮旦角,由此逐渐形成了弘一丰富、细致的内心世界。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极其敏感、谨慎的人,既不会攻击他人、损害他人,对他人的批评意见也不会给予反击,并善于自律,以免贻人口实。这也就如欧阳予倩说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的那样。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的几年中,弘一的这一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以严惩自己的行为来纠正学生所犯的错误,以严格自律的“身教”行为来教育学生。也就是说,弘一教育学生的方法,是通过自己所树立的善人、完人的形象,来影响学生、感化学生,而不是发布命令式地要求学生怎么做。

    弘一是崇尚精神生活的人,他留学日本,努力学习美术、音乐等课程,并非为了将来谋个好的职业,混口饭吃,而是兴趣所在,诚心诚意为之。回国后,弘一曾在津、沪的数所学校任教,后来终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图画和音乐教师。可以说,教育工作是弘一热心的事业,而教师则是适合弘一性格的理想职业。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天真年轻的学生面前,弘一的确树立了一个完人的形象,但在弘一内心,却难免不安,天津和上海的两位妻子实在让弘一难办。按理,像弘一这样追求尽善尽美、严格自我约束的人,有一位妻子也就够了,而拥有两位妻子的客观现实,对弘一的教育行为构成了相反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弘一的一个心理障碍。所以,在深知内情的朋友或同事面前,弘一的处境较为尴尬:对于一个同时拥有两位妻子的人来说,他在别人面前表现得严格的自律,是否说明了他的内外不一?甚或,是否正表明了他的虚伪?而弘一是有口难辩、亦不辩的。此时,我们没有见到弘一如何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而是与朋友、同事保持一定距离的“君子之交”。唯一例外是夏丏尊。夏丏尊当时在学校被学生视为“慈母”,他与弘一交情甚好的原因,可能在于夏丏尊温和慈祥、蔼气待人,让弘一撤去了心理屏障。

    (二)与众不同的人生理想

    现实生活的矛盾、对佛教认识的加深和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使弘一走上了出家的道路。

    关于出家缘由,弘一曾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夏丏尊看到弘一有出家的倾向时,曾说了一句旨在阻止其出家的话:“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虽然弘一当时听了仍笑颜对夏,但数月后便到虎跑寺剃度了,并且在18年后回忆出家经过时,仍能记住这句话。其实,这只是外在的偶然原因,它所起的作用是加快了弘一的出家进度,而根本的必然性原因则在于弘一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物质、精神、灵魂三层,而弘一是从第一层走上第三层的,是要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所以丰子恺曾说:“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

    不仅弘一出家是必然,而且出家后修律宗也是必然。弘一的性格和“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事的习惯决定了这一点。

    出家后,弘一的人生理想是确定了,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尚在探索,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出家初期,弘一仍有俗时的某些才子文人习气,在受到他人批评后,便逐渐改掉了。后来,随着弘一对佛学研究的深入,他对自己提出了“不断前进”的要求,直到去世为止。可以说,弘一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尽善尽美的一生。

    五、遗墨“悲欣交集”之返璞归真

    1942年10月10日下午,显得过度清瘦的弘一法师平和端坐,调和残墨,写下这四个字……在毛笔的挥运中,在笔与纸的摩擦中,笔触力量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于书写时细微的动作,都在潜意识中细细诉说佛家经典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

    然而,在写完这四个饱含生命色彩的字后的第三天,弘一法师身着旧衣裤,打着赤脚,侧卧木板床,双膝微曲,右臂枕头,轻轻瞌上了双眼……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圆寂,“悲欣交集”竟然成了他的绝笔!

    字体从一向的饱满变成了瘦硬,中锋的用笔结果有点扁,有点枯。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之时,用生命历程写成的四个大字,竟与平时不同,这是为什么? 汉字是凝聚诗意的光辉节点,弘一法师想通过这四个字表达什么呢?

    弘一法师研究的华严宗的最高境界是“圆融无碍”,也就是说矛盾互融,即使生死,也是互生互缘,互转互换。悲与欣、生与死,都成了平和的过渡。

    “悲欣交集”打破了弘一法师自出家以来已渐趋僵化的定型定势,在他而言,也许是无心为书,但这位得道高僧,却在最后时刻,在书法中介入了人生思考,完成了人、艺、佛三者的融通贯一,达到了佛境与人生的大汇合。

    “悲欣交集”四字,脱净铅华,真气流衍,无滞无碍,达到他个人书法艺术的顶峰:忘人忘我,一片浑茫。此作是继王羲之《兰亭序》、颜鲁公《祭侄文稿》、杨凝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之后,又一件抒情书法力作,在文化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几十年苦功,二千年书法史甘霖的汲养,和具体情景的妙契无痕,才涌出的奇迹。“弘一法师晚年风格已推到极至,无法拓展。靠觉心定力和死亡的帮助,终于把平衡打破。他的一生若仅有此作亦足不朽,它最老最嫩,最实最虚,丰饶而单纯,原是随心所欲,忽而变得不全听驱使的腕指,留恋与解脱的悲欣,篆隶真草的风骨神态,生熟碰撞,巧拙对歌,乃至无巧拙生死,不空而空,空又不空,俯仰千秋,品类独特。”

    结 论

    弘一法师的艺术气质与心境,在歌词里,在文章中,也在墨迹里,清凉、萧散,就像看一片浮云,感受一缕清风……弘一法师书风恬静、淡逸的风格被书法名家认为是现今喧嚣浮躁的书坛的清醒剂。

    书风的变化象征着弘一法师的一生,由奇崛变平和,由绚丽变清淡,由外放到内敛,由雄浑到空灵,这是个由迹变至神变的过程,也是弘一法师渐入佛法佳境的过程。

    通过这篇论文的写作,我深深的感受到,在俗的李叔同是尽情尽性的性情中人,他的情感细腻、思想高超、文心优美;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则是庄严超越的有道高僧,戒定深切、智慧广大、悲心洋溢。李叔同的才华,令我们怀慕;弘一法师的道风,则令我们崇仰。仿佛间我感觉到他还在人间某一个山水清幽的地方隐居……

    (作者:黄善哲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参考文献:

    [1] 罗伟国:《佛教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

    [2] 陈星:《说不尽的李叔同》,中华书局,2005年9月。

    [3]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百家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

    [4] 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6月。

    [5]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团结出版社,2002年11月。

 
【责任编辑: 李双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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